的确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，刺绣床前，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。
甚至因丈夫八股“不甚在行”而愁眉泪眼，怨他误了自己终身。
匡超人出身贫困，原也还纯洁朴实，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。
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“劝导”后，逐渐热中举业，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，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。
为了府考，竟丢下重病的父亲。当他考取秀才后，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，选文章、骗饭吃。
还跟潘三一起，假刻图章，短截公文，设计代考。
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，抛弃原妻，还恬不知耻地说“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，传为佳话，这又何妨!”就这样，
可见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，揭示了八股文、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，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，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。同时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抨击，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，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反动本质是为统治阶级选拔忠实的奴才，从而象后来的吴敬梓那样，根本否定这一制度。
但需要说明的是，他对那些只以功名利禄为念而醉心科举的人物，是有所认识和批判的。
如《王子安》中的王子安，在考试之后的醉卧中，梦见自己中了进士，殿试为翰林，便“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”。
于是大呼长班，长班稍稍来迟，他便骤起扑打，结果摔倒在地。
并且作者用这个醉梦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这类土子。
像是《续黄粱》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宫之后，听见术土说他有宰相之分，便兴高采烈地说“某为宰相时，推张年丈作南抚，家中表为参、游，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，于愿足矣。”
后来在梦中作了宰相，却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权奸。
作者最后也用地狱惩罚了他，并说“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。”
相反，作者对那些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，不屑“易面目图荣耀”的士子，则给予热情的赞扬。
《贾奉雉》中的贾奉雉“才名冠一时，而试辄不售”。
后来他“戏于落卷中集其葛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，连缀成文”，“竟中经魁”。
可是当他回头来看这些文章时，却“一读一汗”，自觉无颜见人，终于“遁迹丘山”而去。
贾奉雉的入山，说明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绝望，却还找不到当时士子离开科举之后的出路。
这在《罗刹海市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。罗刹国所重，“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”，而形貌又是以丑为美。
因此十四岁便有文名而又面目姣好的马骥在这里被看作“怪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