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赵宽说过‘不会是假自杀吧’？”
“嗯。”
律师皱起了眉头。
“之后你做了什么？”
“我说，如果她真的吃了安眠药，就得早点儿请医生来治疗，或者也可以打120叫救护车，这样可能快一点儿。可赵宽说救护车来的话会惊动左邻右舍，他不想这样，磨叽了半天，结果还是决定这么做了。当时赵宽要我快点儿回去，说我在这里的话会很麻烦。而我也怕被人误解，所以就回去了。”
左义没问是什么样的误解。就像不追究伊媚与闫怀庆的关系性质一样，左义也没有追问她与赵宽交往会带来何种误解。
“夫人说的，与赵宽最新的供述一致。他也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。”左义说道。
“那需不需要我以证人之类的身份出庭呢？”
伊媚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倘若需要出庭，则将迎来最坏的局面。一旦被问起赵宽与证人的关系，可以说只是普通朋友吗？赵宽吐露一切的话就全完了。
“不，应该用不着吧。”左义出人意料地以轻快的口吻答道，喝着剩下的红茶。
真是这样吗？不会是律师为了让委
托人安心，说些宽慰人的话吧？
“其实我和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很熟。大学里我们是同一届，在司法研修所时也是同一期的。那家伙人不错。认识检察官可是律师的一项优势啊。”
左义取出香烟，愉快地一笑，露出了白净的牙齿。
“抽烟吗？”
“要一根。”
从对方手中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时，伊媚注意到左义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的手指。随后，他保持视线不变，将打火机伸向了伊媚。
“就算有赵宽的供述……”左义把脸转回正常位置，吐出一口烟，“但这和案子本身关系不大。赵宽推开李芝的手，李芝倒在厨房里的时候，夫人并不在现场。此外，李芝喝下安眠药时，夫人也不在场。夫人没有亲临这些关键场面，只是目睹了李芝酣睡的一幕。夫人的证词不会对事实关系的认定带来任何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传唤夫人出庭做证，对理清事实关系也无多大助益。”左义的语气带着点儿辩论的味道，“说得更严密一点儿的话，赵宽既然说出了这些事，那检察官就必须请夫人当证人。虽然证词与赵宽当时的实际行为无关，但作为被告的相识者，检察官还是希望能从你这里探听到被告的日常行为及性格等。检察官可借此了解被告的日常品行，拿来作为总结陈词或量刑时的参考。”
“日常品行”这个词如石块一般击向了伊媚的胸膛。
“不过呢，相识者嘛，就让方达和陈兵以及其他人，比如赵宽供职的证券公司的上司或朋友来当代表吧。尤其是方达和陈兵，住在同一幢公寓，带着在厨房撞到后脑勺的李芝去看了医生，知道李芝在那里缝了三针后，像没事人一样回来了。接着，在李芝服药陷入昏睡状态时，也是他们叫来了内科医生，看到了医生洗胃的过程。所以只要有这两个人的证词就足够了。”
如果他俩多嘴说了别的话，怎么办？伊媚心想。
“当然，赵宽的新供述里毕竟出现了夫人的名字，所以我也不能不作声。我对检察官说了，你看，就这个程度，没有必要让她上证人席吧，这么说可能不太好，但那位夫人是很有社会地位的，跟赵宽、方达、陈兵那种小混混不一样，不能给人家添太多麻烦，也犯不着让人家出庭。检察官一听就回答说，明白了，就这个程度的话没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