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叙述有现实基础，张爱玲《私语》写：“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，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。”
九莉把金子还给母亲时，母亲哭了，当年抱怨归抱怨，并没有指望她还。但九莉轻松了，她不想做那个一直被审视被怀疑是不是“值得”的人。
情人的钱，后来当然也是还了。
但欠电懋的这笔钱有点难办，张爱玲原本寄希望于给电懋写《红楼梦》剧本挣点钱，但电懋担心邵氏抢拍《红楼梦》，拿到张爱玲写的剧本后迟迟没做决定。宋淇权力有限，夹在张爱玲和公司之间，有点难做人，他不是长袖善舞之人，表情就有点严肃，敏感的张爱玲解读为“每天都有生气的反应”，联系到那笔债务上去。
这种无言的对峙，一直延续到张爱玲离开香港时，不过张爱玲在香港的最后十来天是住在宋淇家的。张爱玲跟赖雅说：“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，我不相信他们付费，拒绝多花钱住旅馆。一团糟，却为此生最不愉快五个月的适当结局。”
宋淇之子宋以朗回忆：“我需要让出睡房给她住，我住客厅喂蚊子。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，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，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，看东西需要俯前，喜欢吃隔夜面包。另外整天躲在房间写作，偶尔出来一起吃饭，与小孩无甚交流。”
就是互相躲着，另外，连人家小孩都不愿敷衍，这是真的不想好了。
这笔钱后来什么时候还上的不得而知，但张爱玲回到美国后，和宋家的友谊渐渐还是恢复了。应该是因为宋氏夫妇一如既往地赤诚待她，继续帮她接洽各种业务。
1962年底，宋淇离开电懋，张爱玲的同学翁美丽的丈夫正好也在电懋，张爱玲开始跟他合作，这件事让宋淇不太高兴，但待她之诚未有改变。1965年，宋淇热诚地将张爱玲推荐给出版商平鑫涛，解决了张爱玲后半生的经济问题。
1966年，张爱玲委托夏志清帮她谈电影版权，说：“这件事不能找宋淇，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。”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。
张爱玲处理人际关系，惯于决绝，对母亲，对弟弟，对炎樱，皆是如此。她小说里的人，像《半生缘》的世钧和曼桢，《多少恨》里的虞家茵，《金锁记》里的长安，也是稍有嫌隙就想着撤退。
她和宋氏夫妇的关系是难得的例外。因宋淇和邝文美无条件地对她好。张爱玲在他们这里，得到了在亲人和情人那里没有得到的爱和信任，让她放松下来。在处理这一段关系时，她变得有弹性了，可以承载不完美的那部分。那一番波折，宛如淬火，让他们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底线，从此莫逆于心。
谁说朋友间不能借钱？借钱，不但是考验，还是修行呢。
1985年，宋淇长期收不到张爱玲的信，有点着急，托在美国的水晶打听，为了说明情况，将他和张爱玲的通信附上。哪想水晶没去找张爱玲，而是写了一篇《张爱玲病了》，赫然引用了宋张两人通信原文。宋淇大为震惊，和邝文美各写了长信，百口莫辩地解释、道歉。
这次张爱玲回信了，说：“有一天在夕照街头走着，想到Stephen（宋淇）也说不定此刻已经不在人间了，非常震动悲哀。我说过每逢遇到才德风韵俱全的女人总立刻拿她跟Mae（邝文美）比，之后，更感叹世界上只有一个Mae。其实Stephen也一样独一无二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man（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）。”
她没有提水晶，但已经回答了宋氏夫妇的担忧，这回答就是宝玉说给黛玉听的那三个字：“你放心。”
人世无常，像这样的人再难觅，任何事和你们一比，都无足轻轻了吧。
张爱玲曾经不仅将自己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胡兰成身上，甚至还用自己辛苦赚来的稿费去养活胡兰成及其情妇。她对胡兰成可谓是一往情深、死心塌地，但胡兰成却并未珍惜这份深情厚谊，反而四处留情、风流成性。然而，即使面对如此不堪的局面，张爱玲依然选择默默忍受，不离不弃地守护着这段感情。或许正是因为她太过痴情，才会让自己陷入这样无法自拔的境地。
红玫瑰白玫瑰……
张幼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她始终默默地肩负着徐家庞大的产业重担。从早到晚，她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不辞辛劳地处理各种事务。无论是家族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，还是与合作伙伴的商务谈判，她都亲力亲为，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和智慧。
在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商业世界里，张幼仪凭借着坚定的信念、卓越的领导力以及对家族事业的热爱，成功地推动了徐家产业的蓬勃发展。她不仅注重传统业务的稳健经营，还积极开拓创新领域，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，使得徐家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然而，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只有她自己知道。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人际关系，她需要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。同时，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困难，但她从未退缩过一步。